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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最新正版梅花诗八雅轩丨【八雅丹青】徐悲鸿

更新时间:2019-11-03

  一个人到底要经历多少磨难,才能拥有这一份人生练达?为此,他足足修炼了84年。

  中国嘉德2010春季拍卖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,张大千晚年的巨幅绢画《爱痕湖》,引起了众多竞拍者的激烈追逐。

  2016年更是创下了3.55亿美元的拍卖成交额,比排名第二的毕加索多出3100万美元。

  历史小说家高阳在《张大千:梅丘生死摩耶梦》一书中对张大千曾这样评价道:“声名占首位的国画家,第一流的书画鉴赏家,传统文人画家的典型,最慷慨,也是最体贴的好朋友。”

  张大千的一生非议颇多,单单一个“钱”字,无论身前身后,都吸引了无数世人的目光。

  对于一般人来说,不懂书画,对于张大千的印象,大多来自那些古老的照片和他的自画像:

  一袭长衫、一双布鞋,尤为重要的是那一大把长髯,一派仙风道骨,仿佛看尽了红尘人世的繁华,只剩下从容与潇洒。

  1899年5月10日,诞生于四川内江一个书香门第之中,不过此时早已家道中落,张大千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是在清贫困顿中度过的。

  “小时候,我最爱听父亲操着浓重的四川乡音摆龙门阵,尤其是听他讲儿时的故事。我记得,那天父亲是这样开头的:

  而十岁左右的张大千,那时已经在母亲的教导之下开始学习绘画,帮助母亲完成刺绣,贴补家用。

  其实,对于一个活泼好动的童子,怎么能按捺住性子做这些事情呢?除了天赋和兴趣,还因为母亲的言传身教。

  但是母亲曾友珍并没有打骂他,而是将纸和笔放到他的面前,给他留下一个烛光中辛勤工作的背影和两句受用终身的劝诫:

  从此,这座蜀中小城便少了一个“三天不打,上房揭瓦”的顽童,多了一位挑灯夜画,陪在母亲身边临摹花鸟鱼虫的少年郎。

  少年大千,在母亲的教导下,在环境的磨砺中,开始了绘画的启蒙,也向他今后的人生之路,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。

  恰逢“护国运动”爆发,学校提前放假,身无分文的张大千和几位同学相约徒步返回200公里之外的家乡内江,却未曾料到半途之中,便被一伙土匪掳劫上山。

  和几位早就六神无主的同窗不同,张大千虽然心中忐忑,但是脸上怡然无惧,开口闭口“英雄好汉”,加之写得一手好字,被劫匪头目“另眼相看”。

  以至于张家一时无法筹得赎金,少年大千却能分毫不伤,还被强加上了一个“师爷”的头衔,成为了土匪团中的“重要成员”。

  土匪为了拉他“下水”,强逼着他抢劫一家富户,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取走一本古书。这本书的名字,曰《诗学含英》,为诗词学者必备之工具书。

  “无巧不成书”,这时候土匪的山寨中正关押着一位前清进士,一老一小,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,老进士见张大千聪明好学,便悉心教导。

  “诗书画”号称中国传统绘画的三要素,谁也不曾料到,日后的一代国画大师,他的诗文竟然是在“土匪窝”中启蒙的。

  落难于强人手中,长达百日,若是放在一般的少年人身上,恐怕早就心力交瘁,哪像张大千这般“潇洒”,不仅人身安危得以保全,还增长了不少见识。

  “百日土匪”事件之后,张大千自觉无甚大碍,但是家人心有余悸,一致决定将他送往日本求学,学习的是染织。

  这句话是日本学生当着张大千的面说的,可见当时中国人在日本人眼中地位是多么的卑微。

  张大千心中虽是怒火中烧,口中却淡然地说道:“好!从此我就不学日语了,我出钱,雇你们日本人来侍候我。”

  一个留日的学生,竟然不学日语,还花钱雇日本人来做翻译!这也算是“前无古人”,“后也难有来者”的一个奇闻了。

  正如年少之时,张母对张大千的教导“人穷志不穷”,他一直将其作为自己毕生践行的行为准则。

  无论是面对凶神恶煞的土匪,还是异国他乡的“横眉冷对”,他总能保持着自己的“风骨”,不卑不亢、不屈不挠。

  1919年,张大千刚刚完成日本的学业回到上海,又逢张勋复辟,家国无宁,学来的本事也无用武之地。

  可这时“屋漏偏遭连夜雨”,川中再次传来噩耗,青梅竹马的未婚妻突然因病去世。

  事业和爱情连番遭遇打击,这让张大千有了遁入空门的念头:那日大雪纷飞,一个长衫少年,身无长物,径自走进了松江禅定寺。

  “百亿须弥山,百亿日月,名为三千大千世界”之意,给他取名“大千”,从此他便以“大千”为名,闯出了一个格局宏阔、气象万千的人生。

  多年以后,张大千言其“一生最知江湖大”,2018最新正版梅花诗,这不仅是他胸怀豁达、潇洒超脱的真情流露,恐怕也是他对年少之时这份“任情任性”的感慨和缅怀吧?

  刚刚二十出头,便遭遇几番风雨,又经过佛门清修的洗礼,张大千终于完成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蜕变。

  而这时,他那高卓超群的绘画天赋也慢慢显露出来,大有“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”之势。

  1919年,张大千拜入书画名宿李瑞清和曾熙门下学习书法,受两位恩师影响,此后开始临仿石涛画迹,并且一发不可收拾,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,被时人称作“石涛再世”!

  他的一幅仿石涛山水,曾经让黄宾虹“打眼”;一册仿石涛画册,也让陈半丁大失颜面;就连少帅张学良收藏的石涛画作当中,十之六七都是他的仿作……

  “他身上拔一根毫毛,要变石涛就变石涛,要变八大就变八大,要变唐伯虎就变唐伯虎。”

  受骗上当的人也越来越多,加之随着仿作不断外流,张大千本身也获利不少。这就使得业内对他非议不断。

  但是,张大千本人倒是不以为意,彼时他已经将绘画当做了自己的毕生职业,书画既是他的理想,也是他维系生活的手段。

  画家叶浅予也说过:“张大千是所有中国画家中最勤奋的,把所有古人的画都临过不止十遍。”

  张大千并非学院派出身,除了儿时母亲和兄长的启蒙,他真正开始学习绘画已经二十有余,但是单凭一股子韧劲,从“仿古”入门,他便在短短的三五年间在上海扬名,并且于三十岁之前蜚声整个画坛,他的用功和刻苦也并非常人所能及的。

  这是张大千晚年教育学生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,同样也是他年轻时候学画的真实写照:

  先是观摩,有时候在一幅画卷前能从日出站到日落;然后临摹,直到收笔起笔,哪怕一个墨点都要了然于胸;最后背临,重新拿过一张白纸,胸有成竹,一蹴而就。

  出了名,有了钱,生活上有了保障之后,他在收藏前人画作的同时,也开始了他一生的“流浪”。

  “老夫足迹半天下,北游溟渤西西夏。”遍游天下的这份潇洒,可能是张大千一生最引以为豪的事情之一了吧!

  1929年秋,徐悲鸿和张大千相遇,两个震撼了一个世纪的画坛宗师风云际会。

  谁也没有料到徐悲鸿一开口便称其为“五百年来第一人”,而这时的张大千,不过而立之年。

  张大千从不讳言“金钱”,无论是儿时的家境,还是生活和绘画的必须,金钱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;

  朋友生活拮据,他可以佯装赠画,却不在提款上写赠送者的名字,任由他们自由买卖;

  同为国画家的方召麐曾经受张大千委托帮忙保管一批古画,岂料中途被人贪墨,方召麐自责不已,张大千反而安慰道:“身外之物,无妨”;

  后来虽然身居海外,但是每逢听闻故人有难,不管身在何地,都会积极筹款以解危困……以至于,很多时候他都是入不敷出。

  但是,在回忆民国往事的《安持人物琐忆》中,对其他人多有褒贬,唯独写张大千时没有一句坏话。

  于是,上至宋美龄、张学良、于右任这样的社会名流,下至司机、园丁、工匠这样的贩夫走卒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。

  受声明所累,张大千被日本人看中,以所谓的“大东亚共荣”为借口,对他软硬兼施:一边以功名利禄诱惑,一边用生命安危威胁。

  面对生死一瞬的危局,当年的那个少年未曾畏惧,更何况早就经历过一番磨砺的中年汉子呢?

  抗战期间,为了避祸,他在青城山居住了三年,因为名声在外,每日过来拜访的客人络绎不绝,但他不曾冷落一人。

  更为令人叹服的是,1941年初,他耗尽家财,不畏艰险,于茫茫戈壁之中,临摹敦煌壁画,而且一呆就是三年:

  经济危机,别人说他发掘艺术有功,可以申请政府援助,他却独自举债5000两黄金;

  “自敦煌宝藏发现以来,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,止局于文籍之考证,至艺术方面,则犹有待。

  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,介绍于世人,使得窥见吾国宝之一斑,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,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,更无论矣!”

  可即便如此,时人还对其议论纷纷:有言其“盗宝”的;有说他炒作的;还有的说其毁坏文物的……

  “我一生致力于艺术,就是画到死为止,不改动。我的生活习惯,我的志向,统统不改变。我就是当了和尚还是个画画的和尚。”

  “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恶我、骗我、如何处治乎?”

  “只要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要理他,再待几年你且看他。”

  但是,与自己钟爱的事业相较,恐怕没有什么比无法“师古人绘画之精粹”更让他耿耿于怀的吧?

  而他一转身,留给世人的便是一个超然洒脱的背影,在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茫茫戈壁书写下一段历久弥新的传奇。

  1956年,从战争年代走来,他在海外“流浪”了足足七年,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另一个巅峰。

  8月,张大千和毕加索在地中海边“相谈甚欢”的新闻传遍整个西方,他们的见面被誉为“艺术界的高峰会议”、“中西艺术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代”。

  这时,张大千在西方人的眼中俨然成为了东方美术界的一座高峰,自此他也一举成为与毕加索平起平坐的画坛巨子。

  不过好景不长,两年后,一场灾难从天而降:一只眼睛几近失明,另一只眼睛的视力也严重受损。

  对于一名画家,尤其是擅长工笔画的国画大师来说,“看不见”无论如何都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。

  若是放在一般的画家身上,既然眼睛都看不见了,而且也已经功成名就,大概心里都会产生放弃绘画创作的念头。

  年近花甲,生命已经走过大半,对于张大千来说,大风大浪业已闯过,他怎么能因为视力受损而放弃毕生的理想和追求呢?

  一天深夜,在巴西圣保罗,那座张大千亲手设计、亲身参与建筑的中国古典园林“八德园”中。

  一位须发皆白的长者,望着眼前一片风雨大作的松林,双目虽然模糊不清,但是脑海中却似一道闪电划过。

  与此同时,20世纪中国传统美术史上,浓墨重彩的一笔——“泼墨泼彩”应运而生!

  当然,此时张大千涉及“泼墨泼彩”不过只是一个草创。但是,他却找到了绝境突围的办法。

  加之十多年的海外游历经验和西方画派的影响,他的人生再次迎来了一场华丽的蜕变,最终于1968年创作出了那副举世瞩目的巨幅绢本泼彩《爱痕湖》。

  仿佛他的人生又经历了一个轮回,蓦然回首,你会发现每一次的蜕变都将他的事业推上了一座更高的山峰。

  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,张大千遭遇的每一道坎坷,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次砥砺,就像“八德园”中他亲手栽种的那些松柏一样,只有历经了无数次的风吹雨打,才能长成“须知傲雪凌霜质,不是繁华队里身”的参天大树。

  1970年,因为身体原因,加之八德园附近要修筑大坝,整个园林将被淹没,张大千最终选择离开巴西,转到美国。

  他本以为隔着一道浅浅的海峡,他距离故乡会更近一些,却未曾料想到,彼此间的距离却是愈发遥远了。

  1979年,张大千已过耋耄之年,因为身体健康每况愈下,他在81岁寿辰前夕,请来至交故友张群、王新衡、李祖莱、唐英杰等人,在他们的见证下,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。

  老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大额的积蓄,一身财富除却自己的技艺,其他的全部在数十载的收藏之上,但是最终他却将这些古玩字画全部捐给了台湾故宫博物院,栖居的精舍也都捐给了相关的文化艺术机构。

  了却了身后之事,张大千的心中轻松了许多,这时他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候学习绘画的时光,手中的画笔一有空便提在手中,电视台里还经常播放他现场挥毫的节目。

  更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,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光,他竟然全身心地投入进一幅长10.8米,宽1.8米的巨构绢画《庐山图》之上。

  张大千只是一个文人,却硬生生地活成了一个“战士”。在书画的江湖里,他便是那位“会当临绝顶”的大英雄。

  从创作《庐山图》开始的1981年初夏到1983年早春,将近两年的时间,这位走过了大半个世纪、跨越了大半个地球的长髯老者在伏案题书之时溘然而逝,他终究没能让这幅鸿篇巨制完全竣工,但是纵然只是一幅半成品,却足以令世人叹为观止。

  1983年4月2日,张大千晚年故居“摩耶精舍”的长廊上,那位时常伫立于此,遥望西川的老者,再也没有归来。

  唯有潺潺的溪水声,好像在向人们诉说着那个从巴山蜀水之中走出的“美髯翁”极其波澜壮阔、充满传奇的一生: